我家的老挂钟

它已经很老了。古板的样式，原本光亮的木漆早已斑驳，时针间或有几处锈蚀，圆圆的玻璃罩上一道深深的裂纹，那是几十年风风雨雨镌刻的痕迹。 

只有那个钟摆，滴答、滴答地晃着，像一位远行人的脚步，匆匆而有力。还有那报时的钟鸣，深沉而悠然，绕梁的余音把人带回那十分遥远的年月。 

那时，我刚刚记事，生产队分红后家中有了几个钱，母亲说：“买口挂钟吧，也好听听点。”于是，我家的北墙上就有了这口挂钟。 

那时的乡村，有挂钟的还为数不多，刚买回来时，别提我们全家的欣喜和兴奋。夜幕降临，乡村静静的，远处不时飞来几声虫鸣，我们全家躺在床上，听着北墙上“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样清脆、均匀，像岩石洞里持续不断的滴水，又像春日里沙沙的细雨。不一会儿，挂钟“当当”地奏响了，那洪亮的声音，向人世间宣布了又一个新鲜的时刻，令我们的内心激动不已。开始，我还趴在床上数着打点的次数，借着从窗口走进来的月光分辨时针的位置，渐渐地，便进入了梦乡，依稀中听母亲说“声音还真好听。” 

自打有了挂钟，母亲明显地消瘦了。早上，钟响三声后，她就起床，当我们睁开眼时，早饭早已做好，厨房里热气腾腾，喷着诱人的香气。晚上，她睡得更晚了，钟声又一次次鸣响时，我们催她，她说：“不忙，还可纳半只鞋底呢。”于是，麻绳便牵走了西天弯月。中午，母亲抽了根烟，抬头一看北墙，赶紧就下地，嘴里叨咕着，“过了点了，猪该叫了。”钟摆不停地摆，母亲不停地忙。我有时就觉得，母亲就像那口钟。后来，我当了农村电工，被调往外乡工作，每次回家，只见挂钟依旧，母亲却又添了几缕白发。 

母亲五十六岁时，患了不治之症。在这之前，她每天烧饭、喂鸡、喂猪忙个不停。不要她做，她说：“习惯了，躺在床上，屈得慌。”
 
她弥留之际，我们忙于护理她，别的都顾不上了。那天，她突然睁开眼问道：“挂钟呢？怎么不响了？”这时，我们才发现，由于没及时上弦，挂钟停摆了。待“滴答”声再度响起，她闭上眼，安详地，也是永远地睡着了。 

母亲去世后，我把挂钟搬回了县城，挂在墙中央。尽管它与房间的现代化电器不很协调，但我觉得它分外亲切。看到这口钟，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母亲的形象，我想，那上弦的发条莫不是记录母亲勤劳一生的录相带吧；那均匀的“滴答”声，莫不是母亲跳动的脉搏吧；那不停的钟摆，莫不是母亲忙碌的脚步吧！面对这挂钟，我不敢停，不敢懒惰。我懂得，生命的旅途，永远在于跋涉，像这挂钟一样，停摆就意味着死亡。 

钟声又响了，我翻身跃起，打开窗子，满怀信心地迎接又一个新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