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清时贵 功名晚节难——从徽州楹联中看古人廉洁自律的追求

徽州文化是曾经生活在古徽州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理想、道德、知识、智慧的结晶。她虽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地域，但她的影响，却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成为烛照后世、永不熄灭的光芒。

徽州楹联，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是徽州古人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自身生存的历练与感悟，为后世留下的一笔可以触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这幅“文品清时贵；功名晚节难”的楹联，展现的便是徽州古人对廉洁自律、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

上联“文品清时贵”讲的是人类的知识和品德，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和平环境中，才能体现出价值，因为在动乱年代，人类只能把自身基本生存放在首位，文化以及文化人在那种时刻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往往会受到摧残。

这里的“文品”，从字面上解读，是文化人的品格和道德，似乎说的是读书人和从事专业技术研究者的事，其实，封建社会讲求“以文为仕”，所以服务于国家的所有公务人员，都应归于文化人的范畴，因此，这“文品清时贵”准确地说，则不仅是对读书人和从事文化专业者的要求，更是对那些执掌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要求。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乱世重才,治世重德”。在社会稳定的清平世界，人们更应该重视道德建设，而抵御各种私欲诱惑的品德也就尤为可贵。

下联所说的“功名晚节难”讲的是一个人获取成功不容易，而成功后保持洁身自好的晚节更难，因为，人们在搏取成功的过程中，往往因为目标尚未达到，所以尚可做到尽可能约束自己，而一旦目标达到、理想实现，特别是感到凭借自身的条件，再也无法企及更高目标时，往往便会放纵自己，从而落得个晚节不保的结局。

古今中外，多少成功人士，创业之时历尽千辛万苦，严格克制自己，可一旦功成名就后，特别是在权力失去监督后，为所欲为、贪赃受贿、鱼肉百姓，最终走上不归路，悔之晚矣！

一个人在事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时，不能说是成功，唯有等到他头上的光环全部散去，从事业的巅峰往下走，平平安安地回归为一个平常的人，他才能坦荡地宣告自己的成功。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叫《下山才算成功》，一位英国登山家用照片记录下在珠峰上见到的各种姿态的登山家遗体，有人是在上行时不幸遇难的，但更多的遗体却是下山途中留下的，攀登珠峰，下山比上山的危险和困难更多，有人采访一位登上珠峰的运动员，什么才算成功，那人回答说：“下了山才算成功”。

所以徽州古人说：“看人要看后半截”。你的前半生劳苦功高，并不能成为你后来掠夺的资本。对于掌权者，当牢记朱熹所说，“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切不可本末倒置，自以为“我之乐则民之乐”。

徽州古人在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时，非常强调保持晚节，他们常常将本地一些清官良吏请到学校，给孩子们现身说法讲述忠君爱民的思想，有些地方出了两袖清风的清官良吏，乡亲乡邻还会自动捐款为其竖起功德牌坊，让后代以他们为榜样。黟县西递村口的胡文光牌坊便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

胡文光为官32年，晚年，带着万历皇帝特许他生前在家乡建造一座牌坊以光宗耀祖的旨意，两袖清风回到家乡。西递胡氏为他们宗族中能有这样一位清官良吏而自豪，自愿捐款为其建造功德牌坊，因为有徽商强有力的支持，胡文光的牌坊规格极高，工艺也极为精良。这座牌坊和他的主人也成为西递胡氏后代追求和效仿的目标和楷模。就西递村，在明清两代，获取功名授官职的有460余人，没有一个成为玷污祖宗的贪官污吏。

徽州古人在廉洁自律的追求上，要求自身“行止无愧天地”。

中国古人将“天地”视作光明与公正的化身，同时也是道德与良心的代名词；有则故事说是一行贿者深夜向一位官吏行贿，并声称此事绝无他人知道，不料那官吏乃清廉正直之人，他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说：“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这么多人知道，你怎么敢说没人知道呢？”，俗话说：“暗室亏心，天闻如电”，人只有自觉接受道德良心的监督，才不会做出逾规违法之事。

清代徽州人黄元治在云南徵江当知府，任上关心百姓疾苦，鼓励耕读，并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支持那些家境窘迫的读书人，而为了解决自身生活困难，便带领家人在知府衙门的后院空地种菜，当地老百姓称他“青菜太守”任满离开徵江时，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沿途摆设香案为他送行，称赞他清风两袖，“去时还如来时贫”，人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他卸任的时候，还像当初读书时一样贫困，晚年，回到家乡房无一幢，只得借助在宗族的祠堂里，而祠堂是死人收殓，摆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白天阴森森的，村里人都说晚上祠堂里会闹鬼，可黄元治一家住在里面一点也不害怕，人们疑惑，为什么他不怕鬼？村中一位长者告诉他们：“黄元治一生坦荡，心中无鬼，所以鬼对他是敬而远之”。

联想到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那些做了坏事，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人，一听到警笛响，一看到纪检委，检察院的人向他走来，就会心惊肉跳，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心中有鬼。

徽州古人的“行止无愧天地”不仅表现在抵御诱惑的独善其身，而且表现出兼济天下，坚持真理的追求。歙县人王茂荫，这位清朝咸丰年间户部左侍郎，在位期间，为促进商业发展和正常流通，多次向皇帝仗义执言，特别是对于清政府发行不能兑现的官票，坑害商人，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政府取信于民，结果被咸丰皇帝斥之为“专利商贾”，并撤销了他的职务。

王茂荫坦坦荡荡、无怨无悔地当了一名普通百姓，而后来，马克思却在《资本论》中肯定了他的行为，王茂荫也便成了《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徽州古人之所能严格“克己”，能做到“行止无愧天地”，与他们时时事事有一种敬畏之心分不开。

徽州古人讲求“慎独”，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暗室亏心，天闻如电”。不要以为无人知晓，而放纵自己去干违背法律、道德的事情。人若无敬畏之心，便可能为所欲为，最终招致身败名裂。特别是为官者，虽身处太平盛世，且无人监督，也须居安思危，记得，包公戏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包公陈州放粮回来，查到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要按律法将他处以极刑，包公的嫂子前来求情，说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抬抬手，你侄儿就过去了。包公从小失去父母，是嫂子一手给他带大的，所以对嫂子和侄子有着深厚的情感，听到嫂子的话后，包公说：“嫂娘啊，正因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更要念念如同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才能做到上不负君恩，下不负黎民百姓。无论做人、做官，切不可因为放松抑制私欲的警惕，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徽州自古民风淳朴，是与大多数人时时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分不开的。(余治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