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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我被调到外村带帽中学担任初二毕业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所谓带帽中学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七年一贯制学校。当时，学校有20多名教师，但是都是当地民办老师，吃住在家，住校的只有3人，两位是公办老师，也就是学校的两位领导，民办教师住校的只有我，因为年青，两位领导又把管理伙食的事交给我。
按理说，代管伙食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却难坏了我，因为两位领导有粮油供应证，每月可以到当地粮管所买到大米、白面和油，而我却是农村户口，每年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不仅少，而且都是粗粮。而要把粗粮变成细粮，首先要换粮票。而换粮票不仅要打折，还要找领导批条子。当时批张条子非常难，不仅要说一大堆好话，还要看所长的脸色，有时条子批了，管具体业务的人一句没有了，过几天再来，就有可能让你跑好几次。
为了能少求人，少看别人脸色，每次兑换粮票时，我都超出一两斤，因多多了不行，是要退回的，超少点则可能混过去，所以每次我都要和经办人套近乎。虽然当时曾发生杀猪的讥讽“教师也想吃肉”？和公社书记鼓励老师“好好干，将来提拔你站柜台（商场营业员）”之类的笑话，但是粮管所的人对我态度还可以，每次超一点都抬手让我过去了。有时高兴，还会应我恳请，搭一两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让我兴奋好几天。就这样，经过半年多节俭和积累，我终于拥有了23斤全国通用粮票。每天上班看一眼粮票，心里总是美滋滋地。
一天，第一个上班的我，突然发现我办公桌边上的窗子开着，里边的抽屉锁也没了，顿感不妙。再细一看，我的粮票和伙食尾子几块钱零钱全不见了。瞬间，我仿佛天崩地裂、难过死了。陆续来的同事有的让我再想想，有的让我再找找，可是任你挖地三尺，东西都是实实在在没了。当时虽然工资很低，但几块钱我倒没怎么心疼，疼的是粮票。因为那是当时凭钱也买不到的东西，那是我省吃俭用，为自己外出，为自己特殊情况下储备的救命粮呀！
好多天，我都打不起精神，脑海里总是想这想那。因为当时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教学抓得比较紧，我作为班主任，不仅经常找学生谈话，还喜欢“面批”，与学生面对面改作文。因为当时我不到20虚岁，许多学生年龄都和我差不多，有的个子比我还高得多，因此关系很融洽，课后也很随便。丢东西的事学生知道后纷纷安慰我。特别是几位班干部，更是一有时间就缠着我，问这问那，从粮票的斤重，张数，甚至连新旧程度都反复问，还表示，他们将认真帮我查一查。问得我似乎感觉他们在不相信我。
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忙于学生毕业，丢粮票的事我也就渐渐淡忘了。可是一天晚上，几位班干突然来到我宿舍，约我送来了粮票，说粮票找到了。我问如何找到的，他们说，老师这个您就不要问了，给他保密吧！我不但信以为真，还叮嘱他们一定转告这个人，再也不能干这些事了，否则会犯罪的，几个班干也都唯唯诺诺，连连答应。
事隔近30年，我到一个乡镇采访，遇到了当年的班干、语文课代表，他已担任镇长。师生见面，自然非常高兴，饭后他又专门邀请我到他宿舍聊天，谈及当年丢粮票事，他告诉我，当年他们并没有找到小偷，而是班上同学自发凑起来的，因为怕引起我的怀疑，我不要，才反复问我粮票的新旧和张数的，最后硬是“整”出了和我丢失的一模一样的23斤粮票来！
听了这话，我感到从来没有的震撼：当年这些寒门学子，许多人自家都饿肚子，却为我凑粮票！很多有头脸的人兑换全国粮票都不易，他们却办到了，其中受到了哪些委曲，经历了哪些事，虽然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我的心直发酸，眼泪差点都流下来了。想到自己当时体罚一个不听话男生，不顾场合批评一位女生，伤人自尊等种种错误，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时至今日，我只要想起此事，心中都隐隐作痛。
时光不能倒流，昔日的师生也很难再重聚一堂。但是，我还是想对当年的学生们说一声对不起，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浅薄和无知。同时也谢谢他们对我的关爱，祝他们家庭幸福，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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