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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从事“公共选择”与“法与经济学”领域研究。出版《经济学的争议》《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和《经济学通识》等著作。
“在电力紧缺的局面下，价格所能发挥的调节杠杆作用，将显著地影响从能源供应端到输送环节再到需求侧的全链条。”
早在2004年6月，薛兆丰就在《互联网周刊》上撰文《电力紧张：为什么总是忘记价格》。现在，在微博上，这篇文章又再被提及并广为转发。这似乎验证了该文中的一句话——“电力从来都是紧张的”，也验证了媒体曾对他做出的一个评价——“薛兆丰像是个预言家”。
学理工出身的薛兆丰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巧合实际是缘于科学规律。他在新近写就的《公营与私营的异同》一文中说：“至少对人类有限的认知而言，世界是在变化之中的！经济学是为了应变而存在的学科。没有变化，就无需经济学。正因如此，海耶克断言：如何协调千万人之间的行为，如何利用分散在千万人头脑中的信息，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核心问题。海耶克指出，要协调众人的行为，要利用分散的知识，信息的集中处理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总有些信息是不可能预知的、或不可能言明的、或不可能量化的。缺了这种信息，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成功；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通过市场，就必须由分立的个人并行处理他们独自拥有的信息，才能协调众人的行为和分散的信息。”
再回到今天似曾相识的电力供应紧张局势之下，如何协调众人的行为和分散的信息？薛兆丰说，价格是成本最低的、不会骗人的、直达每个相关人的信息机制，价格会让你知道怎么做。
《国家电网》：您怎么看当前华东地区的电力供应紧张现象？
薛兆丰：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现象，是中国发展得好的结果。正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提高了，全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加强了，资源需求就变得更大了，资源就变得更有价值了。如果生产力很低下，一盘散沙，土地和石油就不会有人在意。资源的价值上涨了，价格上涨也就很正常了。
《国家电网》：您是指电价上涨正常？这说法总会引来很多非议。
薛兆丰：大家必须精准地理解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它绝不等同于“政府提供的产品”。它是指一人使用不影响他人使用的产品。而“私人物品”，则是指一人消费会妨碍他人消费的产品，即具有排他性或竞争性。
实际上，很多公共产品都是具有排他性的。比如，铁路、航空、公路、电力，你用了，别人就用不了。这些其实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私人物品”。对于这些物品而言，不管是由私人还政府提供，“谁来付费”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般社会舆论里，反对公共产品调整价格，尤其是涨价，第一个理由就是“公益”的就应该是低价的或免费的。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演，那干脆所有东西都政府提供好了，那就是个免费的天堂。
那么，公共产品如何付费？有两种方式，一是税收支付，一是用者自付。第一种方式，即“税收支付”，适用于难以甄别用者的场合。国防和司法等公共服务，都是典型的例子。当外敌的飞弹打过来时，政府再逐家逐户商议国防收费，成本显然过高。警察在街上巡逻，对整个社区的潜在犯罪起着威慑作用，也难以认定谁的受益比谁更大。在这些场合，公共开支应该由一般化的税收来支付。
然而，一旦甄别“消费者”的成本下降，那么“用者自付”原则就变得更加合理和可行，以致胜于一般化的税收。没有哪条铁路、哪间诊所、哪座体育馆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它们只能造福特定的人。在这些场合，哪怕供应者是政府或公营企业，开支也应该尽量采用“用者自付”的原则来摊派。
现在很明显，电力是极易甄别使用者的公共产品，就应该遵循用者自付的原则。这有两个好处：一是甄别需求较高的顾客，从而把有限的商品推到使用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去，以减少社会成本；二是进行逼近的盈亏核算，从而为未来的同类投资提供依据。
《国家电网》：这让我想到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细节，五一期间，浙江义乌降温到16摄氏度，结果那两天的用电负荷就上升了4个百分点，因为大家都去开空调了。另一边，义乌的很多企业正在为电力不足而苦恼。
薛兆丰：我们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个现象。天平的一边，是居民舒服便利，不用多穿件衣服；天平的另一边，是企业生产和投资要有充分保障，不管是政府还是哪位经济学家，都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决策。例如，从现在华东地区的发展来看，居民用电的占比越来越大，而企业如果缺电就会危及到产业转型。
这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什么杠杆来分配有限的资源。我认为，最好的杠杆就是价格。这一信号能瞬间传输到千家万户每个人的脑子里。即便是最简单粗糙的分时电价，也能让使用者在便利性与经济性间作出权衡。当众多的普通居民将高价时段的电能节省下来，这些电能就会传递到那些在高价时段用电仍有回报的人那里，比如考虑投资的企业家。
《国家电网》：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价格杠杆的调节价值如何有效地体现于电力行业？
薛兆丰：真实的生活是多目标的，比如居民要便利舒服、企业要生产和投资，在多目标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做，那就要通过拍卖系统即价格机制来调节。价格机制是一种同时协调每个人的需求的办法，不是要筛选穷人或富人，而是更需要的人。
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关键不在加价，而在于增加供给”。这种观点能解决问题吗？首先要明白，“稀缺（scarcity）”和“短缺（shortage）”有区别。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均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稀缺不能成为新闻，也不是经济学家有能力解决的。能成为新闻的、能为经济学家所讨论的，不是稀缺，而是短缺，是当一种固然是稀缺的资源，其价格被人为压低后，引发的拥堵、排队、囤积、浪费和规避管制等现象。具体说，当经济学家试图为解决春运、拥堵、楼贵、缺电等问题出谋划策时，他们没有本事直接提供一节车厢、一条马路、一幢楼房，或一桶石油、一度电，即不能解决“稀缺”问题，但价格调整显然能解决“短缺”问题，即发出正确的信号，调节人们的行为。
价格杠杆的第一个好处是可预期性。哪怕是高价，只要有明确的价格，企业就具备了估算的可靠基础，它对自己能否多付、多付多少、多付的部分能省在别的什么地方等问题的预期趋向稳定。如果拉闸限电了，它就无法预知，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望而却步。
第二个好处是以竞争实现节流。在使用时，决策者面临的本质问题是，在电力资源供应有限的情况下，是方便居民少穿衣服还是让企业来投资？实际上，这是两个具有竞争性的消费者。如果价格能够产生影响，在16摄氏度时，很多居民就会选择多穿一件衣服而不是开空调。到了夏天，他就会考虑是每间屋子都开着空调，还是集中到一间屋子用一台空调。千家万户的居民改变了选择，就会节省大量的电能，让高价时段用电贡献更大的人去使用，这就是一个大家协调优化的过程。
第三个好处体现于生产环节。即使提价，企业也更愿意购电而不是装柴油发电机，因为它会比较这两种生产方式哪一个更有效。实际上，煤价和电价间长久以来没有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已经严重抑制了电力生产环节的积极性。
在这方面，美国就是经验教训。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过长时间的能源危机，油品和电力极其紧缺。当时尼克松总统的对策就是禁止油品价格上涨，取而代之的是层出不穷的行政管制。油品和电力的“标价”的确控制住了，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推向别的方面。首先就是加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接着人们开始私下蓄油，偷油的事也接连发生了。为了缩减队伍的长度，政府提出单号车牌单日排队，双号车牌双日排队。可是，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减半，为什么？因为邻居和朋友之间开始盛行交换车牌来加油。政府又规定一家只能用一辆车，于是家庭主妇就成了专职司机，从早到晚接送丈夫和孩子上学、放学、上班、下班，而汽油并不能省下来。与此同时，电力的供应也变得非常紧张，因为电力企业没有生产电力的积极性了。
这个景象维持了整整十年，直到里根上任后解除了价格管制，供应量上去了，加油也不用排队了。所以说，电力的“全部价格”是由电力的供求决定的，是不以总统的意志和发令为转移的。如果把电力的“货币价格”压下来，电力的“非货币价格”就必定上去了，因为电力的“全部价格”是不变的。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基本规律。
《国家电网》：价格调节带来的弱势群体需求和通胀风险如何解决？
薛兆丰：用价格来分配有限的商品，能促使资源被用到价值较高的用途上去。每当提到这个观点，人们经常会追问：“穷人怎么办？”答案是：不一定但可以考虑采用补贴。
在对稀缺品实施按价分配的同时，若确实要帮助穷人或某种特定人群，那就不妨把他们先识别出来，然后给予补贴。例如，要帮穷人改善营养，那就不仅可以把牛奶送到穷人手上，还可以给穷人发放牛奶券，让他们在市场上选择他们喜欢的品牌。更好的办法，是给穷人发放更为通用的营养券，以便他们在牛奶和其他食品之间自行权衡。再进一步，就是发钞票，那是最通用的补贴。凭着钞票，穷人可以选择一间较亮堂的房间，同时放弃二十瓶牛奶，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须知，这种增进自由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定质定量定向补贴所无法企及的，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并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同理，允许拥堵费自由浮动、电价自由浮动、房价自由浮动，并给予那些经过合法程序被认定为值得补贴的人以钞票补贴，显然比用限价、限购、摇号、配给和排队来分配稀缺品要有效得多。
至于通货膨胀，是央行发钞机制出了问题，扭曲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信号系统。由于通货膨胀而诱发的诸多管制，不仅不能修正央行的发钞机制，还会为改革设下更多路障。将来，即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它们还会盘根错节地留存。
要知道，未来资源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现在不用价格机制去解决，问题必然会越来越多，比如供给减少、污染增多、投资受到压抑、资源浪费严重、腐败滋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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