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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气候变化已成全球性问题，各国都在呼吁能源转型。在您看来，全球能源互联网对促进能源转型将起到什么作用？
朱寒松：想要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解决大城市雾霾问题，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是个很重要的思路。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存在负荷中心与资源中心反向分布的问题。在没有实现电网和能源互联之前，局域电网消纳清洁能源发电容量的能力有限。如果能将负荷中心和清洁能源富集地区有效互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清洁能源充分发挥作用，替代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能源互联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比较合适？
朱寒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概念立意高远，但从投资角度讲，在最初融资阶段必须落到实处。
简单说，即使在一国之内建设能源互联网都是极富挑战的事情。中国的体制相对好协调，国家指令强力有效，统一的电网规划容易实现。但在美国这样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各州权力很大，想实现全国统一的能源互联比较困难，必须所有利益主体和相关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才能实现全国能源互联。体制协调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说，能源互联网的投资必须一步步来，从好入手的地方做出示范效应，让大家看到跨国电力能源合作的效益，慢慢地，投资者自然会参与进来。另外，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投资不能完全是政府行为，从市场和资本的角度讲，如果一件事情无利可图，投资者绝不会冒险投钱进去。
目前电力行业比较关注的一个方案，是推动东北亚地区实现能源互联。中国与韩国、日本、蒙古国，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存在能源方面的互补性。比如日本和韩国是负荷中心，那么二者能否通过某种方式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实现能源互联互通？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蒙古国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发电潜力巨大；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很好的水力、煤炭资源，潜在发电能力巨大。而这两国电力就地消纳能力并不强。如果通过中国，将几国能源互联，例如首先中韩能源互联，进而中日能源互联，那中国便可以利用东北富余的发电能力，实现对韩、日的电力单向输送。同样，中国也可以与蒙古国能源互联，在蒙古国建设变电站，利用当地煤炭资源，将电力输送到华北电网。如果将来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实现能源互联，东北地区的富余电力便能向东北亚各国输送。从运营效益来讲，这是非常可观的。
记者：对于投资公司来讲，投资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盈利前景如何？
朱寒松：肯定有盈利前景。国家电网公司的刘振亚董事长曾打过一个比方，新疆的风电上网电价是5毛钱人民币，加上6000千米的特高压输送成本，到达德国后的电价比当地电价还要便宜。对于投资方来讲，赚的就是两地电价差。假设5毛钱从新疆买电，输送6000千米到达德国后，可以替代当地一些高成本发电，那么两地电价差就是投资者的回报价格。
若东北亚地区将来实现能源互联互通，政府之间必须有清晰的协议。政府需要创造能源互联互通的基础法律环境，而投资项目本身必须有清晰的利益切割，使外部投资人清楚看到有效回报值，让未来收益看得见、摸得到。比方说，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电价与韩国电价肯定有落差，这种电价落差就是拉动能源互联互通投资的基本条件。
记者：据测算，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带动50万亿美元的投资，这是否也是投融资界的巨大机会？
朱寒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完全有可能带动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仅仅是东北亚的能源互联就能带动不少投资，如果建设范围扩大到北极、赤道地区，光是建设海底电缆的数量就不可估量。
拿中国来讲，从新疆向德国输送电力距离达到6000千米，类似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距离。目前，中国建设的特高压电网是有效的远距离输送方式，但真正实现中国到德国的电力输送，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要从简单易行的方式和项目入手。中国的特高压已经给世界做出示范，希望通过不断扩大特高压建设范围，消除蒙西、东北地区的弃风弃光现象。现在，特高压已经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的成功样板，向世界展示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中国也存在能源中心与负荷中心反向分布的问题，但通过建设特高压，中国已向世界证明，通过特高压将负荷中心与发电中心连接起来是可行的，可以解决长距离能源输送问题。依此类推，其他国家的同类问题也可以解决。让投资人看到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非常重要。
记者：您是否有比较看好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融资模式？
朱寒松：以项目为基础的融资模式是比较现实的做法。比如以一条输电线路为项目，或者是和输电线路配套的发电项目，类似现在流行的PPP投资模式。其中每个项目要清晰界定规划方案、投资方责任、盈利模式等。并且，项目提供的信息必须足以让投资方清晰计算回报收益。
全球能源互联网属于广义的基础设施投资范畴，高盛也有类似的投资计划，设有专门投资基础设施的基金。只要有合适项目，高盛也希望找到合作机会，参与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投资服务。
记者：是投资就必然有风险。在您看来，投资全球能源互联网需要管控哪些风险？
朱寒松：首先要注意技术风险。比如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建设一条海底输电线路，特高压技术是否过关、海底输电线路建成后能保证运行多长时间，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是政策风险。涉及到两国政府，一旦国家关系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输电线路的建设及运营。另外，还有运营风险和信用风险。
当然，投资全球能源互联网并不存在额外的风险，以上提到的风险是投资任何基础设施都需要考虑的，并不是大问题。投资行为有回报就会有风险，大家都能理解接受，关键是项目提供的回报水平能足够补偿投资方承担的风险。
记者：在您看来，国家电网公司在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寒松：国家电网公司承担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电力输送工作，在努力实现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电网互联。国家电网公司应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让世界看到电网互联互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下转第二版）
朱寒松，中国投资银行部总裁，高盛除日本外亚太地区自然资源行业组联席主管，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常务委员会成员。2000年加入高盛担任高级经理，2001年升任执行董事，2005年升任董事总经理，2008年成为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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