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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报道的难点
在新闻报道诸样式里，调查性报道和人物报道也许是难度最大的两个。
为什么？
调查性报道，因其题材往往与反腐、揭黑、卫护公众利益等批评性内容有关，危险高，挖掘事实困难，调查难度大，因此对调查记者职业素质、对新闻理想的坚守、冲破难关的勇气提出很高要求。
人物报道同样是对记者综合能力的极大考验。人心是如此复杂和细腻，而受访者往往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阅历丰富，识见广博，其真实想法也更为复杂隐蔽，如果采访记者的资历太浅，社会经验不足，不仅很难做到平等对话、获得受访者的尊重，也无从了解受访对象的真实内心世界。
何况出于自我防护的天性，受访者时常会做选择性发言，于己不利的部分，要么“无可奉告”，要么和记者打太极拳，“顾左右而言他”，其话语的真假虚实，人性的深幽灿烂，实在很难辨析洞察。
这还是指能做到面对面交流的人物报道。如果是调查性人物报道（这多见于事关公众利益、具有极大新闻价值的政治、商界或民间人物，这样的人物往往社会关系复杂，涉及地域多，时间跨度大，和重大的社会事件相关联），被报道者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若是政治人物，往往早已羁押在狱，根本采访不到，若是商界人物，更会躲避调查尚且来不及，遑论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因此，对记者而言，从事调查性人物报道的难度更大。《南方人物周刊》徐列认为：在以还原真相、逼近真实为原则的新闻报道中，人物报道是距离这种理想状态最遥远的一种报道文体。
从新闻报道的实务操作、文章写作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件难事。新闻报道是易碎品，是“遗憾的艺术”。何况，如果仅仅对受访者做数小时访问，然后成文发表，除了记录下其人当时的话语观点和言谈笑貌外，能多大程度上逼近其人内心，确实是个疑问。
1950年代，美国《纽约客》杂志为了采访海明威，曾专门派出一名女记者到古巴的海明威居住地，除了多次采访海明威，住在他家，一起出海打鱼，到酒吧喝酒，还遍访海明威的当地邻居、朋友，酒馆老板、水手、渔民，住在当地达半月之久，由此才写出一篇两万多字的报道。
选择以人物报道作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进入新闻性杂志领域的一个突破口，更多是在了解了中国的新闻生态环境、考察完中国新闻杂志市场后的一种审慎选择：《南方人物周刊》的主创人员都出自《南方周末》，有着关注现实的传统；
具备做一份以人物报道为特色的新闻性杂志的客观条件，受众面广（每个人都会有了解他人生活、渴望交流的愿望）、可读性强（人物报道具有天生的亲和力）、阅读门槛低（相对于财经类具有太强专业性的媒体）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正逐渐形成，他们需要媒体市场能提供相应的传媒产品，以满足其精神生活。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方人物周刊》自2004年6月创刊，迄今两年有半，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出版杂志70余期，推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报道。在具体的办刊实践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
坚持开拓人物报道
在当代中国新闻史的诸般新闻文体中，人物报道的历史尚短。
以《南方周末》为例，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创设“人物”版，每周一个版面，定期刊登人物报道。
从2000年前后，人物报道开始成为该报的常态文体，刊发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人物文章，比如《董洋变法》《李昌平上书朱总理》《举重冠军才力之死》等，报纸最重要版面―封面一版文章中，也经常刊登人物报道文章。
不过在《南方周末》，人物报道毕竟还只是新闻报道兵器库中的一种，而自《南方人物周刊》从《南方周末》脱胎成立后，人物报道成了重武器。在《南方人物周刊》版面框架中，大致设置为“新闻”“民间”和“公共”，除了常规性的资讯观点、专栏文章、图片故事、专题、特别报道等栏目之外，整本刊物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篇幅，被用来刊登人物报道。
如果说都市型日报必须要“大而全”的话，那么杂志的生存之道也许就是“小而精”。
成立之初，编辑部对于杂志社的发展路向有过讨论，有的同事认为，应在新闻板块里同时推进调查性报道、时政报道等硬新闻报道。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后，我们认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应该“做减法”，集中力量于人物报道，套用经济学术语，我们不做多元化经营，把“核心竞争力”落在人物报道上。即使在面对突发重大新闻事件上，我们的做法也是力求绕开惯常的事件报道思路，把着眼点放在事件背后的人物身上。
这么做的原因，是大家在认识论上已达成的共识：世界纷繁万千，社会动荡巨变，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发生，但归根到底，只有人，才是一切变化的源头，新闻报道的核心。也许还有更好的做法，但在现实条件下，坚持以人物报道为主攻方向，向读者提供新闻、政要、民间人物、学者、作家、艺术家、明星等各个领域的多样化、高文本质量的人物报道，这一做法在既有的新闻型杂志产品中是罕见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意味，易于后来者居上，打开缺口，这也是《南方人物周刊》能在短时间内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