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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闻传媒的视野和领地也得到了扩张。上世纪90年代初，可视作“读图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都市类报纸和图片类杂志的兴盛，使得反映都市生活和民众精神状态的图片需求量猛增，表现空间进一步扩大。这给有远大志向的摄影记者带来了机会，可以不再屈居文字记者的附庸，而痛痛快快地寻求个人风格。
诚如摄影评论家顾铮所言：“中国摄影家的都市摄影实践在回应城市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通过摄影表达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理解与思考的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对于摄影的理解，开拓了摄影表现的新可能性。”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开放，也给摄影记者提出了一道道难题和无法预见的挑战。
分析新闻摄影作品，旨在通过所涉对象的作品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廓清当今独立摄影记者面前的目标、任务与审美刻度。
突破口：专题摄影、专栏照片
本文所涉的摄影记者或具有新闻眼光的摄影家，在当时找到了专题摄影这个突破口。比如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徐勇的“胡同”、姜健的“场景”、赵铁林的“小姐”、吕楠的“精神病院”、李玉祥的“老房子”、黑明的“知青”、邓伟的“世界名人”，以及稍后出现的如张新民的“农民”，徐勇的“水乡”、“弄堂”、“窑洞”，吕楠继的“盲童”，黑明继的“新窑子”等。这些专题摄影，与以往关于单纯的风光、工程、建筑、花木等题材不同，而是直指当下，直面社会，记录历史，揭示人性，敏感地反映了处于激变时刻的中国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巨变。
如上海的摄影记者雍和，20多年来始终将镜头对准沧桑巨变的中国社会和纠缠在各种命运网络之中的人。在技术上看，这样做是为了扬长避短，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是为了避免平庸和惯用的套路，希望通过个人风格与视角来体现一种与国际摄影思潮相呼应的新闻价值观。他在1998年新创办的《新民周刊》上开辟了跨页的图片专栏，特别是配图的文字言简意赅，内含机杼，在交代摄影过程的同时，将画面背后的东西也告诉给读者了，使读者感到非常亲切、真实。
温热、真切地表达民众的诉求与趣味
将稍纵即逝的图像制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社会档案，新一代的摄影记者找到了突破口，并取得了成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的雍和、顾铮、陆元敏，广州的张孩儿、张新民，北京的徐勇等一大批人的摄影理念或理想，均获得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北京的徐勇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北京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为CCTV、BTV及美国华人电视台摄制影视专题片和广告片，同时拍摄了大量关于北京胡同的照片，出版了《胡同101像》。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作品集，其中的一些作品被收入了美国出版的摄影学权威著作《世界摄影史》。这些照片并非简单地收罗建筑的式样，而是在叙述一个很绵长的故事，一段历史，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也体现了新闻的要素。
今天，徐勇拍摄的这些胡同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无可奈何地消失了，而那些胡同中曾经鲜活的生命所留下的印记，却通过徐勇的镜头获得了永恒。更为人们所铭记的是，因为牢牢锁住老胡同居民的表情为焦点，徐勇的画面涨满了观察者的同情与焦虑，激发起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工作者的反思与行动。
广州是一个移民与外来民工快速涌入的城市，在交通枢纽与廉租房里，自身也是移民的张新民通过长期观察与拍摄，在《农村包围城市》中将主角锁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个过程，需要他与外来农民工打成一片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而不是将他们当作一种道具和纯粹的表现对象。好在张新民与他们是有着“血缘”的，非常容易沟通，他发现了外来农民工在人口学中是“流动人口”，在经济学中是“廉价劳动力”，在行政学中是“人力资源”或“外来人口”，在社会学是的“弱势群体”等符号，都是处于被叙述的对象，存在着一次消费的可能。所以，他通过跟踪采访，将他们一个时段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作为社会分析的文本。在摄影师眼里，他们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对象，而是为着生活而挣扎的“人”。因而，张新民的照片体现了新闻摄影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为新闻作品干预生活、反映民情提供了经验。
雍和在题材的选择上，同样体现了优秀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良知。他的镜头同样牢牢锁定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并且通过上海这个快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巧妙地反映民众与城市的关系变化，将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来。在禽流感暴发时，雍和不顾危险深入疫区，几天时间只拍摄一个来自江苏的养鸭专业户。这户农民发现自己的鸭子得了禽流感，主动上报后，政府将方圆三公里内的所有家禽封锁销毁。于是周围的农民就很怨恨，认为是他祸及大家。他就变得非常孤立，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只能另找出路了。这张照片背景的东西非常丰富，折射出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比如机制、公德、小农经济模式和公民意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