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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敏感无疑是极端重要的素质之一。新闻敏感从何而来?通常强调的是深入采访、认真思考加上人生阅历,等等。这无疑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丰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积累。而这,恰恰经常被人们忽视。
大家可能知道,我的新闻“工龄”叠加起来是56年,称得上是个老新闻工作者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的新闻生涯从26岁( 1957年)起中断了整整20年,等到1979年落实政策,重新回到新闻队伍,已经“皤然一翁”,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究竟还能不能适应新形势?连我自己也心里无底。可是,人们感到惊讶,就是这个新闻业务荒废了20年的人,似乎没有经过多长的“恢复期”,在回到报社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写出不少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其中像新闻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竟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
当人们向我提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所以然来,总是以“20年艰苦的基层生活没有白过”, “‘学费’没有白交”之类的话作答。这虽是我的由衷之言,但是人们并不满足。有一位记者说: “你说的只是一种‘共性’,我想知道的是你的‘个性’,也就是你的‘特殊规律’。”
这启发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索。我有什么“特殊规律”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直到最近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讲演时,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忽然意识到“文化底蕴”对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而这,恰恰曾是长期以来被别人、也包括自己认为的“沉重包袱”。
其实,我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底蕴”,只是少年时代爱看书,读过一点古今中外的名著和杂书。“文革”期间,曾有一位军代表在批判会上发言说: “范敬宜,你的脑子就是个封、资、
修的垃圾桶,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彻底清除干净?”还有一位同志曾在反右期间写过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叫做《沉渣的泛起》。
现在看来,这些“垃圾”、“沉渣”虽然确实有属于糟粕的东西,但绝大多数对后来做新闻工作大有用处。它们像储存在大脑细胞中的某种信号,又像融化在血液中的某种基因,平时它们沉睡着,无所感觉,一旦与眼前的场景接火,立刻 醒过来,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灵感。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很多的。
1999年3月末,我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访问希腊。按照日程安排, 31日上午应该去凭吊爱琴海畔的海神庙,不料由于北约军队突然轰炸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一时巴尔干半岛战云密布,形势紧张。在此情势下,中国代表团的日程临时作了改变,李鹏委员长上午要去会见希腊总统和总理,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乘这个空隙,大部分随行人员,包括新闻记者,便结队去拜谒有2400多年历史的海神庙。那天正是希腊一年中最好的天气,爱琴海面波澜不惊,海鸥翔集,天地间真是美极了。正当人们陶醉在这少有的大自然美景之中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一首英国大诗人拜伦的诗《哀希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鲁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拜伦这首诗由梁启超翻译,我是15岁那年( 1945年)从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结尾读到的。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很少再想起它。而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这首诗突然在脑海出现。联系到希腊的历史和现状,瞬息间一种历史的兴亡感涌上心头,一时不能自已,便决定结合目前形势,写一篇《爱琴海凭眺》,反映希腊人民今天反抗北约侵略的勇气和决心。
可是,当时哪里去找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只好连夜往北京打电话,请我的秘书到报社图书馆去查找。很幸运,第二天早晨,他就找到了那本《中国通史》,把拜伦诗的译文电传给我。就这样很顺利地把《爱琴海凭眺》写成了。李鹏同志审毕,写了评语: “思想深刻,文笔优美,正合当前形势。”
我想,如果没有拜伦这首诗,就触发不出那些灵感和情思,即使写了,也可能只是一篇乏味的应景之作。
还有一次是2000年春天,我随全国人大《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到山西浑源,顺便去看看雁门关。我对雁门关的神往,源于童年听过的一句昆曲《牧羊记》的唱词: “雁门关阻隔了平生愿,请哥哥登望乡台聊叙别情..”那是投降匈奴后的李陵对着大义凛然的苏武唱的,苍凉中透出羞愧。到了雁门关,才发现雁门关不但到处是历史陈迹,而且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化带来的新
气象。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挂着红底白字标志的国际国内长途电话亭。于是,我放弃上地摊寻觅假古董的机会,去采访了几位电话亭的摊主,打听为什么有这么多电话亭,打长途电话的都是什么人。一位摊主说: “打长途电话的多着哩,有谈买卖的,有家里有人在外打工的,当差的,当兵的,什么都有。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小媳妇,当家的在新疆当兵,隔三差五就一个长途,一说就是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