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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拐点，其实不过是当年某个带着三分犹豫七分毅然的决定而已。四年前，当我拿下第二个硕士学位开始规划未来之际，就曾经在继续攻读博士和从事新闻工作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连续多年的书海泛舟和两个不同领域的硕士文凭虽令我对学术研究充满了兴趣，但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强大的新闻理想，和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由衷向往，却最终让我决定走出校园。
幸运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梦幻般地开始于自己仰慕多年的凤凰卫视。对于我这个充满激情却又缺乏经验的理想主义者，凤凰卫视给予了我无限的宽容，也为我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机会。四年来，我有幸以前线记者的身份，参与了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工作：2005年的南亚大地震，2006年的以黎战争及尼泊尔和平重建，2007年的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骚乱和贝・布托遇刺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奥运会……如果说“大事发生，我在现场”是每一位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目标，那么，我无疑是幸运的。
但坦白地说，凤凰卫视的记者真的不好做。印象中我的每一次外出采访都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凤凰卫视“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牲用”的工作原则，而且大多数采访都要面对恶劣的条件，因此必须承担发生各种意外的风险。犹记得以黎战争期间，当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炮呼啸而来在我们身边爆炸时，摄影师趴下后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公司要求好好照顾他年迈的母亲，而我则是一边紧紧抓住来不及穿上的防弹衣，一边和香港总部的新闻节目进行电话连线。
所以，在凤凰卫视做记者或摄影师，绝对是一种高风险的挑战。朋友曾对我开玩笑地说，我过的是自虐的人生。但于我而言，这种所谓自虐的挑战，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着我对新闻理想的追求。每一次，当我拿着黑黄相间的话筒穿梭在事发现场，并在第一时间向全球华人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时，内心深处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记者所特有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在这个以信息支撑的时代，若能以传播者的身份及时、客观、公正地传递新闻信息，报道事实真相，这将是一种何其巨大的荣光?正因如此，四年来，我从未后悔当初的抉择。
若要从这四年中选择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经历，我想我的答案应该和很多同行一样：汶川大地震。
对于这场地震的报道因其规模之广、跨度之久和难度之大，注定将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写下迄今为止最浓重的一笔，而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时至今日，每次翻看自己的采访手记，当时的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
……从出发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想尽办法进入这次地震的震中：汶川。但在抵达都江堰之后，我们才发现通往汶川的道路已经完全被封锁，外来车辆一律禁止入内。而且大雨滂沱，余震不断，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徒步前进可谓难于登天…………但是，我们必须进入汶川，而且越快越好。作为记者，我们必须尽快深入灾区，第一时间报道真实灾情。在这点上，我们责无旁贷……(从都江堰步行两小时，转搭冲锋舟，再步行三小时，成为首批进入汶川的电子媒体记者──内容略)
有关这次采访的见闻，在此不作赘述。和我一起徒步进入映秀的还有来自新华社、中新社以及阿坝州电视台的同行。随后几天，记者越来越多。略感遗憾的是，由于人手和设备有限，加上生存条件恶劣，很难说我们做出了怎样出色的新闻，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电视记者来说，前方报道更是困难重重。
但我们自信，我们的报道是有着坚实道德支撑的，是最有诚意的报道。
的确，若要说这次报道对我有什么启发，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刻体会到了灾难报道对记者的道德要求。在客观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若仅仅带着打工者的心态而缺乏较高的道德素养，记者又怎会在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又怎能在近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坚持到底?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这次地震报道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充分检验了中国记者的道德素质。在专业主义盛行的今天，记者的采访工作日益成为流水作业的生产过程，按部就班的新闻制作框架掩盖了很多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这场地震，却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唤醒了新闻报道中的道德要求――这里的道德，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和专业操守的遵守，更包括广博而浓重的人文关怀，以及关怀背后的承担勇气。
所以，要做一个出色的记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也算是我四年记者生涯所累积下来的一点感受吧。
〔编者注：在2008年的地震报道中，凤凰卫视高级记者何润锋第一时间只身徒步进入映秀镇，随身携带的只有一部卫星电话、一支笔、一个采访本和一瓶矿泉水。“温总理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何润锋与前往映秀视察灾情的温家宝总理几乎同时抵达，在卫星电话中第一时间向全球华人同步报道了视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