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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电网凯里供电局驻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第一书记杨斯瀚，与村民们清理完五彩稻米田中的杂草后踏上了归途。 （杨盛 摄）
从空中俯瞰阳芳村里的五彩稻谷田园，犹如一块块调色板。 （蔡兴文 摄）
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一个极为普通的苗族村寨，山清水秀，巴拉河绕村而过，已是枯水季节，鹅卵石纷纷露出了本色。
一年半前，杨斯瀚作为凯里供电局派驻阳芳村的第一书记来到了这里。这个80后的小伙子，带领村民种植红米、五彩米，建起农家乐，建民宿。不长的时间里，“帮助我们寨子改变了很多。”村民江惠女告诉记者。
这里的每一个改变都印上了杨斯瀚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他融入村庄、走遍村寨的同时，也品尝过扶贫中的百般滋味，他为如何安定在渴望中徘徊着的村民，让他们信服并勇敢踏出脱贫的每一步而努力；他也不断思索、研究各类扶贫项目，力求推陈出新并找到村民容易接受的，颇有收效的脱贫之路……正在蜕变的阳芳村，到处都留下了杨斯瀚探索扶贫的脚步与心路。
唤醒集体意识
如果站在村外的大马路上眺望阳芳村，青山葱茏，禾苗翠绿，一幢幢新建的混凝土“小别墅”错落有致。
“这不太像贫困村。”记者心里有疑惑。但是跟随着杨斯瀚的脚步，深入到村寨里面一走，又能分明看到，不少四壁黝黑的门庭里，凋敝难言。杨斯瀚一路介绍户主姓名，致贫原因，他已经比当地人还要熟悉这79户贫困户了。
乡村的贫困有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农村空心化。阳芳村18—35岁的年轻人数量在300人上下，其中98%在外谋生。青壮年的流失，导致了整个村寨经济社会功能综合退化，农村社区的治理水平很低。
年轻人走了，留下的是羸弱的人，他们需要扶持，需要组织，于是合作社成了当下贵州各地扶贫的普遍模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模式，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去解释，但光靠这个理念，并不能做到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爽利。在踩鼓场上，记者问了一位村民，为啥不愿意参加合作社，那人倒是很干脆：“我怎么知道你们想干嘛？”
有些人并不太理解驻村人员和政府干部的区别，而且似乎对外来力量有一种不敢托付的谨慎。农户经济薄弱，抗风险能力弱，对于一个外来的书记，他们显得小心翼翼。“咱们这巴拉河，只留得住深水的鱼，留不住浅水的虾！”一次，村民杨金华指着不远处流过的巴拉河，教育起了杨斯瀚。杨斯瀚理解他们这种心情，内心渴望又不敢随意托付。所以即便注册合作社，花了一个多月；动员卖红米，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动员改种五彩米，花了3个月；民宿酒店的动员及征地工作，花了两个月；农家乐的动员花了两个月……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无用功，而是村民一步步从观望到信任并愿意托付于他的心路历程。
每一个项目的兴立，他都投入了巨大的沟通成本，村民一般白天不在家，沟通只能是在晚饭时间。苗族村寨盛行“先喝一杯，再谈事情”的传统，但杨斯瀚恰恰最不擅长于此，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唠唠叨叨。但农村有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见到实惠，就相信你，一旦积极性调动起来，迸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巨大的。杨金华在杨斯瀚的劝说下，带头种上了2.5亩红米。一年赚了1万多元，其他村民看到了，纷纷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是有章程的，产生的利润按股比分红，当然也给村集体留一部分。”凯里供电局党委书记韩旭升告诉记者，这其实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
组织起来的农户，抗风险能力就会大大增强。随着村容村貌的大改变，村民收入的增加，村集体又恢复了一些活力。“现在村民们的关系也和谐多了，他们坐下来也会讨论村子里的事情。”村支书杨金标告诉记者。
在村委的二层木楼上，现在还陈列着几十面锦旗，那是阳芳村在黔东南州各地篮球比赛的壮举。这些褪色锦旗是过去村里凝心聚力的有力证明，如今，那些情绪又因杨斯瀚的努力被重新想起。
激活市场思维
“脑筋还可以。”村支书杨金标认为杨斯瀚，“对种地不在行，但对土地的运作在行。”
杨斯瀚是学通讯专业的，他哪里懂得经营，在家里，他衣食无忧，扶贫的任务来了，他也想锻炼一下自己，主动请缨就下来了。
一年来，从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黑黝黝的“庄稼汉”，但更多的变化在深层次。现在的杨斯瀚的脑子里，满是各种数据：五彩米今年可预计收入40万元；入股了两个加油站，可以为村里增加7.2万元收入；办农家乐每年可以增收10万。
问及他怎么懂经营，杨斯瀚说，“就是逼着自己去学习。”他的手机上有7个“扶贫第一书记”群，里面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扶贫人员，“有时候也看一下人家有什么特别好的做法，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农村的数目管理是贫弱的，当记者问及村支书一些本村的统计数据时，杨金标的回答总是比较模糊，许多数据也是一个感性的表达，这种粗放管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合作社的发展上。
去年红米种植出来后，许多村民想以5元/斤直接卖掉。他们希求快速变现无可厚非，但杨斯瀚花了一个月时间劝阻了大家。直到他们设计了得体的包装，凯里供电局还搭建了阳芳村电商服务站，这种红米最终销售的平均价格为23元，最远卖到了澳大利亚。当澳大利亚的客户在网上发来了收货照时，村里很多人既惊喜又好奇。事实让他们得到了教育，他们了解了产品附加值的现实意义，一样的货品，卖的钱可以翻番。养了600多只鸭子的贫困户杨金海也很正式地问询，“我的鸭子长大了，以后能在这卖掉吗？”
今年的五彩米已经越来越接近收获的季节了，合作社里的村民们也开始就包装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各种意见。“这证明他们开始思考市场的问题了。”
民宿酒店“水迢情深”也进入了开张前的最后收尾工程，员工杨英在里面忙里忙外，她是村里罕见的会普通话、懂电脑的人才，在杨斯瀚的劝说下，她加入了酒店的经营，并去四川学习了20天。现在，无论是茶艺、咖啡制作，还是前台接待，杨英完全不在话下。
“我把这个民宿当成自己的事业，以后村里还要建度假区，我们村肯定会建设得美美的！”
渴望的乡村
每周，杨斯瀚都开着老爸的车往来于凯里与阳芳村这26公里的路途，但这辆车更多的是往来于阳芳村和县城。“没有车，干不了工作。”杨斯瀚的每个月补助是1000元，恰好是这辆车一个月奔跑的油钱。
驻村干部是一个苦差使，但这片土地上，汗水与成长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杨斯瀚知道这里有他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精神支撑。但他也有难过的时候，尤其是在沟通不顺时，会突然觉得心冷，杨斯瀚只能到微信群里与其他驻村干部“吐槽”排解，“大家都能理解并互相取暖。”
正是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杨斯瀚得知一个消息，在邻村扶贫的一个清华大学博士，为一些扶贫项目已经垫资了10多万元。
“贵州并不是没有扶贫资金，而是有资金，无项目。”贵州电网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即便有项目，它的落地需要扶贫干部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记者在采访中获悉，4月份，黔东南州委组织部还专门下文，“召回”了91名扶贫干部，因为这些人没有干出什么事。
9月4日，杨斯瀚获得了黔东南州“最美第一书记”的荣誉，但他并没有在微信里留下只言片语。“我只是20名之一”，他很谦虚地说。
杨斯瀚一直想把自己在基层的经历写成文章，“但来了之后，根本没时间。”因为会议太多，关于扶贫的大小会议，杨斯瀚都要参加。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杨斯瀚面对一年来的辛劳和脚步，又回到了对自己、对阳芳村未来一种浓厚的情绪里，“尽力去做吧。”
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这才算是一个良性循环。“想吸引有能力的人返乡非常困难。”杨斯瀚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他想动员一些年轻人留下，他们却都选择了离开。看着日渐兴盛起来的乡村建设，杨斯瀚相信，说服年轻人留下的道路虽长却很有希望。
“民宿是我们留下的一个窗口，不在于挣多少钱，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象征。”中组部驻台江县扶贫工作组成员、台盘乡党委副书记刘源谈及这个项目时认为，它至少可以传递出一些信息。
火种之于未来，总归是一种希望，无论微茫与否，它的存在就是一种标识，这也是杨斯瀚努力的最大宽慰。
“为老板打工，不如回家自己当老板轻松。”在阳芳村的对岸山上，一副巨大的标语矗立着。
记者离开阳芳村时，恰逢乡村医生杨金勇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全村的人都在喝喜酒，几位苗族大妈在微醺中，脚步轻盈，互相对唱，第一首便是《社会主义好》。
南网报记者 毛春初 吴思 通讯员 王春山 杨盛 姚瑶
■故事
杨英的家乡创业梦
南网报记者 吴思
阳芳村“水迢情深”民宿开业在即，店里的员工杨英在院子里忙得不可开交，看到有客人来了，她麻利地为客人们冲泡功夫茶，没一会儿又忙着去准备水果沙拉，轻快的脚步和亲切的笑容让人倍感温暖。
杨英今年34岁，是阳芳村村民。1999年，年仅17岁的她就到广东打工，先后做过服装工人、木工等工作，“辛苦，但挣得多。”
去年，因为公公婆婆身体不太好，加上两个孩子上学没人照顾，杨英回了家乡。
民宿开张在即，杨斯瀚邀请杨英到民宿工作，一开始她拒绝了。“我还要照顾家里，怕顾不过来，而且，民宿开的工资也不高。”
“杨英，村里像你这样会说流利普通话、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太少了，既然你已经回乡了，难道你不想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为自己的家乡建设作贡献……”杨斯瀚的一番劝说触动了杨英。
“杨书记的话，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杨英小时候成绩好，小学6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她满怀对家乡的热爱，写下的作文“我的梦想——把我的家乡建得美美的”被老师当作范文收藏了。虽然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毕业，但杨英最终却还是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了。“家里有四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得把钱省下来给弟弟妹妹上学用。”
那个曾经封尘在心底的小小梦想，重新被唤醒了。
杨英接受了民宿的工作并被派到四川进行免费的前期学习。20天后回到民宿，杨斯瀚惊喜地看到，前台接待、茶艺、咖啡制作、简易的饮品制作等，杨英完全不在话下。有一次，杨英带着放假的孩子到民宿来，看着妈妈哼着小曲忙得不亦乐乎，10岁的儿子突然跟杨英说，“妈妈，我感觉你看起来很有梦想的样子。”
“现在农村发展的机会多了，我不想再出去打工了，我把这个民宿当成自己的事业，以后村里还要建度假区，我们村肯定会建设得美美的！”现在，她经常通过微信与村里的其他年轻人联系，劝说他们返乡一起创业，“老人、父母、孩子都在一起住，每家每户都热热闹闹的，多好啊！”
■经验
“阳芳四化” 为精准化扶贫探路
凯里供电局扶贫工作在贵州电网公司党组提出“1+3”精准扶贫模式（即绘好一张蓝图，抓实扶贫地图、组织和产业帮扶三项保障）的基础上，以台江县阳芳村“阳芳四化”（党支部主导引领，推动扶贫资金股份化、承载主体组织化、经营责任集中化、受益对象精准化）为样本进行推进，实现在精准施策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功夫、在精准落地上见成效，增强了贫困户的责任意识、商品意识、成本意识和竞争意识，探索了国有企业参与扶贫攻坚的有效途径。
党支部主导引领。党支部是脱贫攻坚战的基层战斗堡垒。党员是农村最有凝聚力、战斗力，思想最解放的群体，是农村产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党员的先进性在产业转型、思维转变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常常先发动党员，然后党员带群众干，干出了成绩取得了效果再反过来影响群众的想法，形成党建开展和产业发展螺旋上升的态势。
扶贫资金股份化。通过将扶贫资金量化为股份。一是明确受益主体，避免了过去由于受益对象不明确或太过分散造成行业扶贫资金无人监管无人负责的情况。二是出资多元化，通过行业扶贫资金撬动企业、农户或政府的扶贫资金，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让其他企业和农民出资或以土地入股，真正参与进来，调动各方的主观能动性。
承载对象组织化。通过将帮扶资金直接投入合作社而非贫困户个人。一是资金集中，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资金便于统筹。二是利于销售的组织，合作社成为了产品销售的统一出口，是满足合同签订、发票开具的主体。三是利于合作社的良性运作，提高村民加入合作社的吸引力。四是减少动员和民事协调工作，利于项目落地。
经营责任集中化。通过以合作社为基础，对项目进行统一管理或承包，通过股权量化收益。一是经营管理人员主观能动性提升，经营管理者同时是既得利益者，把“大家的事”变成“自己的事”。二是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化都得到提升，由于收益的挂钩，经营管理人员往往会主动学习技术，通过统一的管理种植，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标准化的效果。
受益对象精准化。产业扶贫是“五个一批”其中之一，良性的产业扶贫应该是通过扶贫资金的投入，为有技术有发展意愿但缺乏资金的贫困户提高启动资金的目的。通过扶贫多方资金入股、合作社承接、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让农民成为股东、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合作社运转，达到受益对象精准的目的。（蔡兴文）
■记者手记
希望之后是更大的渴望
南网报记者 毛春初
中国以前的农村是热闹的、文雅的，因为历朝历代，这里都是中国人的最终归宿。
乡土的“归去来兮”不仅仅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潮流，尤其是各级官员——他们绝大多数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最终会在老家颐养天年，他们成了一方拥有话语权的乡绅，而且把传统文明布散于乡间。
工业化的全球勃兴，中国的乡村就逐渐凋敝，读书人不再回到故乡，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加把乡村甩出了时代发展的轨道。贫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扶贫干部下乡，就是解决问题的生动实践。他们带去了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把以前缺失的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功能再次弥补起来。
乡村建设，一靠人才、二靠产业、三靠公共服务。其过程是艰巨而又长期的，杨斯瀚开展的首要工作就是一家家地做思想工作，这不仅仅是对农民的思想开导，也是对农村工作做的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梳理。
农村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只要你真的能够带给乡亲们好的利益，他们就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阳芳村的人们体会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他们看到了扶贫干部的努力，也愿意继续跟着扶贫干部走下去。杨斯瀚带领大家种红米，建农家乐，建民宿酒店。村集体的活力得到了恢复，村民们又看到未来与希望，不止如此，他们还有更大的期盼，那就是真正的走上富裕的道路。
万物已经生发，土地已经沸腾，要把这个扶贫的火种引燃致富的漫天星光，除了依靠外面的力量，更多地需要内生动力的激发，需要内部组织的良性运作，这也成了杨斯瀚的困惑和焦虑。留在传统里面太久，有些人习惯了贫穷，不太愿意改变；接触了现代文明的年轻人，又不愿意回到故乡。
不管怎么说，杨斯瀚来过，留下了星星之火，它们以后是微茫难辨或是光焰万丈，终归是一种标识，让无力者有力，让奋进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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