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甘地式创新”在印度蓬勃发展是受当地环境因素的推动。
首先,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治领导人一直试行社会主义,拒绝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引进资本和技术,而鼓励本土创新。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印度的工程师完全依靠自身的独创性,成功研制了核武器和火箭,开发了成像技术、超级计算技术、天气预测建模方法等。
其次,印度经济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增长,因此,本土公司的规模都不大。例如,2008年,当时印度最大的南新制药公司年收入仅为8亿美元,不到美国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年收入(482亿美元)的六十分之一,甚至共患盎匀鹧芯吭に愕木欧种弧S《鹊钠笠导仪阆蛴诳剐⌒拖钅坎⑸饔米式稹?991年起,他们开始采用大规模扩张的方式,但始终坚持提高资本效率。
第三,本土公司十分清楚,虽然印度既有富人,也有穷人,但如果只迎合富人,市场规模就会受到限制。它们大多瞄准渴望成功的中产家庭,这部分家庭的年花费约为5,000美元。因此,它们必须提高性价比,开发出物有所值的产品和服务。
第四,本土企业家是印度创新理念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敢于质疑广为接受的传统做法。这些企业领导者越来越多地摒弃传统的商业惯例,采用新的做法。他们的研究预算很少,公司规模不大,创新产品价格水平也不高,但他们胸怀大志,这一切都促使他们要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管理。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只有印度公司能够开展“甘地式创新”,那就错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业通过改变创新理念,都能做到这一点。要想走上正确的创新之路,CEO们必须遵循以下五大原则:
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目标 CEO们必须积极致力于实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将迫使他们思考哪些客户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不论这些客户是没有电话的农村贫困人群,还是没有急救医疗服务的城市贫困人群。面对这一挑战,公司高管人员需要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确保人们负担得起,还要考虑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必须是愿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许多公司在开始时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我们的成本结构来看,我们能够满足哪些细分市场的需求?”它们应该问的是:“既然我们需要满足那些未满足的需求,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成本结构?”
愿景必须清晰明确强有力的领导对于公司开展“甘地式创新”至关重要。我们研究过许多公司的领导人,如塔塔集团的拉丹·塔塔(Ratan Tata)、巴帝电信的苏尼尔·巴帝·米塔尔(Sunil Bharti Mittal)和马诺吉·科利(Manoj Kohli)、鲁宾公司的D.B. 古普塔(D.B. Gupta)等,他们都清楚阐明了想要实现的愿景。此外,他们的愿景总有人性化的一面,例如:帮助印度贫民与家人安全经济地旅行,利用网络改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让患者买到便宜的药品。他们还经常深入项目小组,采取保障措施,防止项目小组在受挫时丧失信心,也减少他们的过度自信。
必须设定高远目标 CEO们必须制定宏伟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明确时间框架。公司应该问自己:“我们的‘登月’计划是什么?”或者,像印度的企业家们在董事会会议上那样:“我们的Nano计划是什么?”通过树立远大抱负,提出超越公司现有资源或产品交付方式的要求,CEO们将推动高管人员发挥创新和创业精神。远大抱负与现有资源脱节是激发创业精神的根本动力。因为高管人员此时只有两个选择:以新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或者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这个设定宏伟目标的过程,就是普拉哈拉德所说的表明公司战略意图的过程。
必须学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创新 践行“甘地式创新”的公司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某些制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塔塔公司的Nano开发小组在价格、安全性和环保标准、车内空间、设计等方面设定了一些严格的参数。这些参数共同构成了Nano车型的“创新沙盒”(innovation sbox)——即设计和开发小组可以拥有多大的创造空间。公司领导人必须促使项目小组深入了解消费者,然后给自己框定一个创新范围,这样才能使他们形成一种全新的由外而内的创新观。
应该以人为本 在我们研究的创新公司中,没有一家明确谈到股东财富或利润最大化。当然,它们的创新项目必须有利可图,并为股东创造财富,但其关注点始终是客户。在这些公司内部,消费者就是普通人,供应商就是合作伙伴,员工就是创新者。我们常常听到有管理人员抱怨说:“按照这些市场上的价格水平,我们无利可图。”这种说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公司无法降低成本,它们也不能接受更低的经营利润率,产品价格没有弹性,而且穷人也用不了多少高科技产品。印度的创新公司则会说:“如果我们改变经营模式来降低成本,同时注重占用资本回报率和经营利润率,情况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价格降到足够低的水平,使穷人买得起我们的产品,那么当他们迅速发现我们产品的用途,并购买我们产品时,我们难道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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